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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武汉“封城”间，武汉天佑医院给血液透析病人开出治疗通道。摄影/王小
文| 赵天宇编辑|王小
2020年4月15日，武汉雷神山医院正式关闭。关闭前，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还剩两位，与其他人一起转院了。雷神山医院患者清零。
这里曾有一支由21位医护人员组成的“血透小分队”，3月19日进驻，在感染病房里为需要透析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血透。共有30位患者得到过这支“血透小分队”的治疗，无人死亡。
这支血透医疗队，是3月18日，武汉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（下称“武汉血透质控中心”）向武汉市各医院以及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发出邀请，请求组建的。
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始料不及。疫情初期，武汉的医院里挤满发热病人，很多专科的医护人员紧急抽调到发热门诊。一切为了救急，慢性病患者一度被忽视了，血液透析是其中之一。
血液透析是慢性肾衰竭患者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之一，常规来说一周要做2次-3次透析。一旦一家医院的透析室关闭，患者必须在三五天之内找到下一间透析室，否则有性命之虞。
疾风暴雨般的疫情，医院应接不暇，怕造成交叉感染，有的迅速关闭了血液透析室（下称“血透室”），有的因医护人员或抽调或感染而导致人手不足，有的在改造血透室，使之能够隔离，一时之间也无法快速接收病人。
《财经》记者获得数据，武汉市有7000多名患者需要做血液透析。这些患者的生存空间突然受到挤压。直到2月中旬，在各方努力下，血透室问题才有所缓解。
武汉市血透质控中心在透析病人的协调、转接过程中，不可或缺。多名肾病患者曾向《财经》记者叙述其辗转寻找透析室的过程，这个机构被反复提及。病人在生死间焦灼不安，血透医生的电话被打爆。
回顾前一个月的混乱，医生们普遍反馈说，如果有预案，有专家参与决策，政府就会知道透析人群可能在疫情下受到很严重的波及，也许可以事先做一些安排，减少无序。
3月8日晚间，一位武汉市血透医生在接受《财经》记者专访时说，业内普遍认为如果做合理的调配，也许能够解决疫情中的透析问题。在这个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，出现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很多医生这辈子也没经历过。这带来很多的未知，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只能凭专业素养和专科能力去进行预判。
让病人活下去
新冠疫情，一个重大突发Ⅰ级响应的公共卫生事件，给武汉市的医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指定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，从最初的个位数，接着是10家、20家、40家，到最高峰的时候，武汉市那些叫得出名号的医疗机构都成了新冠肺炎定点医院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其他病症的患者来此治疗出现困难，那些不能断药、断医疗的慢性病患者一时间求医无门。
医院的血透室，多归属于肾病内科。无论多大的疫情，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，必须定期到医院做透析。这使血液透析人群求医问题在疫情中，显得特别突出。
有患者说：如果我得了新冠肺炎，至少还有存活的概率，不透析，我就是百分之百死亡。“在这样一个灾难中，患者病情平稳，能够活下来，作为医生，这是我们最起码的希望。”上述血透医生说。
多位血透患者向《财经》记者讲述了疫情期间寻找透析室的过程。其中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个环节是，原所在的血透室医生把患者名字上报到武汉血透质控中心，该中心再协调病人去其他医院做透析。
武汉血透质控中心是一个学术组织，并非行政职能部门，也没有固定的、脱产的专职人员。平日里，它的工作就是把武汉市60多家医院的血液透析室联合在一起，负责它们的规范和行业自律、医疗安全以及质量的指导。
武汉血透质控中心的上级单位，是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，后者的职责是负责医院各项医疗服务的质量，而武汉血透质控中心则负责透析医疗服务的质量标准等。
在武汉“封城”的第三天（1月25日），武汉血透质控中心向武汉市卫健委提交报告，提出尽快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血透病人确立定点收治医院。1月28日，武汉市卫健委发通知，指定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、武汉市普爱医院古田院区，作为新冠肺炎透析病人的定点收治医院。此类医院被武汉血透医生们称为“双定点”。
提交报告到发通知，这当中隔了三天，意味着这三天里一些病人没有透析室可去，很多医院的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一些医院开始不收治这类患者。上述血透医生向《财经》记者描述，“这个医院不收，那个医院跟着说，‘我也不能收’。都不收，病人到哪去做透析？这就出现混乱、无序和麻烦。”
回顾那几日的情形，武汉市所有医院的发热门诊人满为患，长队排到门外。有的医院血透室医护人员，已疑似感染新冠肺炎，后来也确诊了，是1月24日之前感染的。
这位血透医生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，也许武汉血透质控中心提交报告也慢了，可是当时医生们真是始料不及。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“人传人”之前，谁都没有意识到疫情有那么严重。到1月22日，武汉市指定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，1月23日封城，28日指定定点透析医院，看上去不慢，但是已经赶不上疫情暴发的速度。
容量不足，这是最痛苦的
收治“新冠肺炎+透析”患者的“双定点”医院，由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确定和发布，医疗救治组即武汉市卫健委。决策的依据，如患者数量、需要透析机的数量、需要医护人员的数量、透析病人分布位置等，是武汉血透质控中心提供。
这些上报的统计数据，来源于武汉市各医院的血透医生们。据上述血透医生介绍，医生们每天在18点以前写好报表，内容是哪些透析病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，哪些疑似，哪些治愈，交给武汉血透质控中心，后者进行数据汇总。
在患者辗转寻找血透室的过程中，还有一条通路，就是患者向社区求助，将自己的信息上报到所在社区，社区再往上报，最后报至武汉市各个区的疫情防控指挥部。因此，这一机构也会统计出一组数据。
在最为焦灼的时期，武汉市普爱医院古田院区的工作人员向《财经》记者确认，当时该院已是发热病人透析的定点医院之一，接诊疑似发热又需要透析的病人，“病人又想住院、又需要透析，要分两步走，两个单位都得联系”。
但是，《财经》记者了解到，实际上这两条渠道统计出的患者数据差得很多。原因主要在于，武汉封城，病人被限制在各个小区里，并不一定在户籍所在地居住，医生们很难完整统计出这一项。各区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可以统计，然而全市透析患者的调配又需要医生们衡量和参与，由武汉血透质控中心调配，并不是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直接做。区指挥部的名单，和武汉市医院系统统计的名单不一样，这给医生们带来很多麻烦。
“如果要协调好，把问题简化，可能需要有一个软件，把病人名字输进去，用身份证号码识别，输进去以后查到病人以前在哪个医院透析，目前在哪个医院，归属于哪个社区管理，一目了然，这可能是个解决方案。”上述血透医生建议。
在安置血透人群的过程中，问题层出不穷。《财经》记者了解到，在武汉市各家医院之间，流程是这样的：血透人群原本一定是在某家医院固定做透析，那么原医院血透室因疫情而突然关闭，这些患者就需要找到新的医院接收，所以由原医院把患者的信息上报到武汉血透质控中心，这是第一步。
第二步，是血透质控中心与各医院协调。比如，某家医院是“双定点”，就问这家医院，明天能够开放多少个透析床位？如果是20张床位，那血透质控中心就为手头的患者分配这些床位。
第三步，与对方医院沟通后，确定了具体患者的透析台次和位置后，血透质控中心就将此信息反馈给患者原所在医院，请医生通知他的患者，明天到哪个地方去做透析。
问题是，血透质控中心没有行政权力，这导致其虽然能够衡量病程缓急，在各医院间协调床位，但没有能力直接为病人做出安排。
在医院间调配病人的流程，上述血透医生称，原则肯定是先救命，然后也要排队。在医疗资源极其紧张的时候，医生们也只能按这个原则处理。
医院间互相调配病人的名单，病人最多的时候累计到两三百位。一般每天累计大概几十个病人。以这样的流程设计，免于血透质控中心直接通知病人，因为该中心一度并无专职人员可用，数据量大，又需要统计和调配，力不从心。
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各医院的血透医生们很着急，流程逐渐就走样了。有医生直接把武汉血透质控中心人士的电话给患者，让患者直接联系。
“病人都那么着急，非常可怜，质控中心又没有能力安排这么多的病人。造成当时困难的原因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容量不足，这是最痛苦的。”上述血透医生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。
比如有100个病人在等，但现在只有20个位置。怎么分？此后，疫情指挥部逐渐把“双定点”医院从2家扩充到6家，最后到十几家，问题才逐渐得以解决。
最艰难的就是1月底2月初的那一两个星期，是病人投诉最多，也最不满意的时期，有的病人真的等不到透析的时间。
血透室的“自救”
即便政府确定了“双定点”医院，医院真正开始接收感染新冠病毒的透析病人也没那么快。1月28日，确定“双定点”医院，2月3日，第一家“双定点”医院才开始接诊需要透析的新冠肺炎病人。
上述血透医生分析，“因为这不是发文件就马上能运行的”。医院要购买机器，要改造病房。
2月3日第一个开始运行的“双定点”医院，是武汉市普爱医院古田院区，48小时完成了改造，夜以继日地倒班。这家医院先把普通透析病人的病房、机器等搬到另一栋楼里，完成改建后，让原有病人能按时透析；然后，再购买安装新的机器，相当于新开一个血透室，专门用于接诊感染新冠肺炎的透析患者。
当时武汉市封城、封路，物流都很紧张，而且武汉市没有透析机的现货。普爱医院下单到上海购买，走绿色通道，物流再快也要几天。
上述普爱医院工作人员2月5日接受《财经》记者正常采访时说，“透析需要隔成一个单间去做，有的病房里面三张床，需要改造、隔开，还要找仪器，要从外面借车拖仪器进来。”
一般来说，血透室改造需要的时间是7天到10天，水路、电路、透析液的管路铺设，是一个系统工程。机器安装到位后还要测试达标，还需要消毒等。
有一部分医院在疫情最开始时，关闭了院内血透室，在被定为“双定点”后，它的血透室里本就没有病人，透析机是空闲的，所以可以很快接诊。另一种方法是，采用床旁透析机，直接插电使用。
当时，除了“双定点”医院可以接收感染新冠病毒的透析病人，很多医院也有自己的自救方案。比如医院在隔离病房里，把床旁透析机推进去帮新冠肺炎患者做透析。但是每个医院床旁透析机的数量有限，患者一多，机器就不够用了。
另外一个问题是专科护士不够用。因为一部分护士已经去支援发热门诊，而且每个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也不能太大，长期超负荷工作的话，医护人员也有可能会出现新冠肺炎感染。
上述血透医生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武汉市第一家“双定点”普爱医院透析室的开张过程，能够说是大家在“抱团取暖”，更多的是自救完成的，当时觉得不能完全等政府的安排，以免更加滞后。武汉市有五个医院派护士去普爱医院古田院区，这中间还包括一家民营透析医院，大家一起帮着把这间血透室开起来了。
此前，医生们都觉得完成“双定点”的任务很难。“2月3日这家‘双定点’医院血透室启动起来，大家就感到有了出路，虽然容量还不够，但是可以往前推动。最艰难的就是第一步怎么迈出去。”上述血透医生说。
血透医生们也在做病人的工作。一般病人是隔三天透析一次，他们会跟病人说，“这几天回去，你要注意，少吃一点，少喝一点，可以多熬几天。你自己得坚持，政府有困难，医院有困难，不是马上能解决的，你现在要活命，你也得配合。特殊时期，其实蛮多病人都能够理解。”
疫情早期，被指定为新冠肺炎定点的医院，有的出现了关闭血透室的情况。客观上，导致整个武汉市的血透室减少，但是需要透析的病人却没有减少，这就造成了错位。
“不仅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，还有没感染的病人，也没地方透析，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造成的混乱，很让医生们恼火。”上述血透医生说，有的医院坚持没关血透室，还进行了内部的改造，把新冠肺炎病人和血液透析的病人分流开。但是，有的医院说按文件要求就要关血透室。
在透析室很紧张的时候，出现了很多平时难以想象的原因。比如，武汉血透质控中心工作人员和某医院的医护人员商议，“今天突然又报过来两个病人需要透析，不透析可能会死，能不能加个班？”但是，医护人员也精疲力尽了。他们回问，“那明天我可以休息吗？加班需要有防护装备，那我的防护装备谁来提供？”这些都是当时武汉各医院非常实际的难题。
上述血透医生分析，武汉市原本有这么多透析机，这么多血透室的医生护士，本来是够用的。如果做合理的调配，其实能够解决疫情中的透析问题，无序和关闭透析室是造成“容量不足”的根源。
调整救治方向
2月11日之后，透析的事情不再那么紧迫，因为“双定点”医院已经够用了。离武汉市中心比较远的城区也逐渐受到关注，武汉市卫健委发文要求，不仅主城区，每个远城区都要有“双定点”医院。形势趋向好转。
不过，透析群体就医问题最集中的时段虽然过去，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，比如患者新冠肺炎治好出院了，要隔离14天，隔离时间在哪里透析？目前武汉市的做法是，每个区定点一家医院来做这些治愈者的“隔离+透析”工作。
3月2日，《武汉市公共卫生事件（COVID-19）血液透析临床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对外发布。《财经》记者获悉，这是由武汉血透质控中心的全体60余位专家共同撰写。
相关机构做这个预案的目的，是希望可以引导政府决策部门从临床角度考虑，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为透析病人做提前规划。
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在以后的疫情或突发状况中，透析病人寻医再次出现无序，这一预案很大程度参考了血透专业医生的建议。如果有预案，政府就会知道透析人群可能会在疫情下受到很严重的波及，也许可以事先做一些安排，可能会更好。
目前，武汉市的血透医生们提出建议，医疗救治的重点应该逐渐转变，现在需要解决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就医需求。这部分患者也很多，因疫情暴发已经耽搁了治疗，所以应该尽快调整救治方向。
这样一个时间段开始救治非新冠肺炎的慢性病患者，和再推迟一段时间相比，可相应地节约医疗成本，也对患者更有利。比如患者有血压高或者轻微的中风，一直住不了院，如果拖成重度中风或瘫痪，变成更严重的疾病，耽误了患者的治疗，从卫生经济学看不划算。
3月14日，妇产科医生、沃医妇产名医集团创始人龚晓明也在微博上呼吁，在过去两个月因为疫情而停摆的常规医疗应尽快恢复，否则次生医疗灾难可能会更严重。
“总之，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就医有序。”上述血透医生说，在疫情时期，大家都有困难，如果有序，这些困难可能会少一些，在疫情中就可以尽量减少损失，尽量保护我们的病人。“我们大家都希望，将疫情对透析患者、其他疾病患者的影响，能降低到最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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